又有基金销售违规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被罚
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二是程序执行的完整性，它要求裁判过程必须自我闭合，不得任意减省或压缩法定程序步骤。(48)江国华：《论司法的道德能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27页。
(三)将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司法的终极目的不在于个案裁判，而在于通过裁判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与司法裁判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结合。1.分配正义主要由立法者来实现。(19)[德]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50页。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3)其三，基于实效的思考。
司法过程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交互作用，衍生出沟通理性——沟通理性就是一门关于如何获得共识的规范性学说，它兼具民主、多元、开放、整合、普遍与实践等众多特质，它透过反复论辩的司法沟通程序追求真理性共识，达成恰如其分的裁决结果。为防止这种异质分化所可能带来的结构解体风险，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能就不可或缺——在其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多样性纠纷解决机能，恰如人体之免疫机能一样，始终不停地在发挥着净化社会矛盾的作用，裁判机能只是社会结构自身纠纷解决机能的表征之一，而非全部。(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3-684页。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习近平深入分析了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现在，法治政府建设还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依法行政观念不牢固、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走形式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的基层乡村治理亦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三)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内容提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系统论、重点论、基础论和共治论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力量和实践逻辑。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33)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37)抓前端就要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大力弘扬法为上、调为先、和为贵、让为贤的调解文化，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化解纠纷。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全面、系统、辩证地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发生深刻历史性变革。⑧因此，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指出：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进一步营造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疏导理顺群众情绪，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五、结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意味着基层社会自治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习近平引述近代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藉以强调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36)因此，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科技支撑确立为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且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2)《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保障，要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农村法治服务，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
(13)(二)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过程，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25)(三)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意味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必须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一个规范有序的法治化轨道。
只有人人遵纪守法，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才能和谐安定。2020年12月，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提出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总体目标、重点工作和组织保障，是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早在2003年11月25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指出，要始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不动摇，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枫桥经验与时俱进，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因此，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近60年来，枫桥经验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成功经验，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
同时，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化解地方隐形债务，还是处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等，都要依法依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命令和手段。
还意味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同时要教育和培养全社会成员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和法律、维护法治尊严和权威的良好氛围。④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1页。
(28)(四)坚持走乡村善治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法治发展，是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35)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把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明确提出要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产权制度。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37)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3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而建立起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
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政权的高度，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工作重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用法律和制度遏制一些政府部门不当干预经济的惯性和冲动，解决好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注释：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